随着宋哲宗一天天长大，越来越不习惯龙椅上的傻傀儡。在太后大的影下，他心中慢慢凝聚着对太后和元祐党人的怨恨。少年宋哲宗没有更多的抗争方式，只能行使沉默权…在议论朝政时一声不吭，俨如哑。一次太后问他：“你怎么不说话呢？他们讨论朝政时你心里都想些什么呢？”宋哲宗冷冷地说：“您已经分好了，我还说什么呢？”

宋神宗他妈跟宋神宗走的完全是两条路。法就是任命守旧的元祐党人神领袖司光宰相。司光也不糊，十几年的隐居生活把他这个“老宅男”成了“变态男”:他一上任就砍了“三板斧”把王安石辛辛苦苦砌了9年的园全推倒，连很少有人异议、于民于国两相利的免役法也不得幸免。

曾经被太

旧党中的人也觉得对新党得过分了些。比如，蔡确被贬后，在放途中写了《夏日游车盖亭绝句，被曾与他有过节的人告发到朝廷。太后大怒，召集大臣商量该如何惩罚他。文彦博提议把蔡确跨省赶到岭南去，右相范纯仁不无担忧地说：那条路自打丁谓被贬斥以后就没人再去了，此路一开，搞不好有一天我们也会被“跨省”的。

蔡确笑了：“他们当然是人，不过他们是契丹人。”

除了把新法废“光”之外，太后与司光还竭力把新党赶“光”…统统赶权力中心。蔡确、章惇、吕嘉问、邓绾、李定等一大批变法“急先锋”被贬，就连已经在新党内讧**局的吕惠卿也遭到清算。他被贬建州，一贬九年，其间连冷都不敢喝，唯恐喝了生病，被说成对朝廷不满。

朱熹对司光这人看得很透，说他认死理，凡是让老百姓掏腰包的事情，他都认为是坏事儿…司光不知，其实大多数老百姓很赞成免役法。苏轼也看到了这一，找司光商量，把这些对百姓有利的新法留下来。苏轼是个直，他直言不讳地批评：“差役、免役，各有利害。”司光当然不兴了，自己走开。苏轼又追政事堂，这回司光可就“忿然”了。不识眉低的苏轼又讲了半天，依然打动不了司光，了政事堂气得大叫：“司！司！”

不过太后其实也是一位有传统德的中国女代表。她曾被后人誉为“女中尧舜”她弟弟在朝廷小官，很长时间都没有升职。宋英宗过意不去，想要把他提一下。太后谢绝了，说：“我弟弟能在朝廷上班，已经是天大的恩了，怎么能参照前代推恩后族的惯例呢？”

宋神宗好几次要给家修建别墅，也被太后拒绝了。后来国家给了她一块空地，她自己掏腰包修建了房，没向国家报销一分钱。太后唯一的缺是恋权，宋哲宗已经17岁时，太后仍不放弃听政。

太后是个聪明人，她锐地注意到少年皇帝的逆反心态。因此，1093年秋天，太后病重，召集吕防、范纯仁等人说：“我死以后，皇帝是不会再重用你们的。你们应该有自知之明，早些主动退下，腾位置让皇帝选用他人，免得遭受横祸。”

岭南与海南当时属未开发地带，瘴气重，是打击政治对手的绝佳放地。车盖亭诗案是继乌台诗案以来打击面最广、打击力度最大的一项文字狱案(当然不能与清朝的文字狱相提并论)。元祐党人利用太后对蔡确等人的不满，捕风捉影，对整个新党集团行了一次斩草除式的清算。在太后与司光的策划下，宋朝政治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：要么全面肯定，要么全面否定…这毫无节制的党派之争把羸弱的宋朝折腾来折腾去，从而为靖康之耻预留了伏笔。

“他们既然是人，我们怕他作甚？”可见这位爷至少脑袋不呆。

果然，宋哲宗一掌握大权，就开始继承父业。当时有一句使用频率最的政治术语“绍述”原意是继承前人的法“既定方针办”对宋哲宗而言“绍述”就是继承宋神宗的意志与事业。

所谓十年河东，十年河西，仅仅在10年后，世界又会颠倒过来，那是后事。当时的人们似乎忘记了一个本不应该忘记的人…宋哲宗。宋哲宗虽然很幼小，但他不傻。当年他老爸宋神宗接待辽国大使，蔡确在殿里反复排练迎仪式。他到十分不解，问：“辽国大使是人吗？”

“垂帘听政”(当然，这事儿还得数老佛爷慈禧太后得漂亮)。此女人即太后，宋神宗他妈。

在太后垂帘时期，军国大事都由她与几位大臣理，年少的宋哲宗基本上没有发言权。大臣们也以为宋哲宗年幼，因此什么事情都请示太后。朝廷开会的时候，宋哲宗的龙椅与太后的座位相对，大臣们向太后请示，就不免把朝着宋哲宗。宋哲宗亲政后谈及这些事情时说，他只能看朝中官员的。